靖康元年十二月六日，大宋汴京城。
寒冬臘月，天寒地凍。
垂拱殿中，內(nèi)侍們早就在大殿里準備了幾大盆炭火，并不停的往里填著木炭。
按理說，這幾盆炭火散發(fā)出的溫度，足以令大殿溫暖如春。而事實恰好相反，整個大殿里卻蔓延著徹骨的寒意。
北宋最后一任皇帝趙桓靠坐在高高的龍椅上，滿面愁容。
他本就面容消瘦，兩頰泛著淡淡的青色，此時似乎不耐寒冷，青色中更帶一縷蒼白，使愁容更是顯得異常凄苦。
大殿中站滿了大臣。
放眼望去，以左仆射兼門下侍郎白時中、右仆射中書侍郎李邦彥為首，北宋朝在京師的四品以上官員幾乎都到齊了。
有宋以來，雖承襲唐朝的三省六部制，但名義上的宰相尚書令形同虛設(shè)，三省六部也無實際職權(quán)，而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參知政事為事實上的首副相，另以掌軍政的樞密使為樞相，以掌財政的三司使為計相，共同宰執(zhí)朝政。
神宗皇帝元豐改制，又將大部分職權(quán)劃歸三省，并廢除中書門下平章事、參知政事等職位，以左仆射兼門下侍郎、右仆射中書侍郎為左右相。
是以白時中、李邦彥就是當(dāng)時的宰相。
大臣們正在爭論著什么問題。
爭吵聲或激昂、或低沉、或義憤填膺、或冷笑連連。
趙官家在上，大臣們?nèi)绱酥e，似乎顯得有些放肆。
而事實上，這是大宋一貫的風(fēng)格。
后周世宗皇帝柴榮病死，主少國疑，宋太祖以殿前都點檢發(fā)動陳橋兵變，取了柴宗訓(xùn)母子的天下，以武立國。
開國以后，他深患五代武將掌權(quán)之禍亂，便制定一系列政策，重文抑武，對武將予以最大限度的壓制，而對于對待文臣格外寬容。
后太宗又規(guī)定言官可以風(fēng)聞奏事，哪怕是說錯了，也不能因言或罪，并作為宋代的祖宗家法世代傳承。
這種做法，一方面給了讀書人說話的機會和膽量，使得言路大開，對北宋政治經(jīng)濟文化繁榮起到積極的作用；另一方面，也把這些文臣慣出了壞毛病，反正說錯了也不用負責(zé)，往往便由著性子或者帶著私心在朝廷上亂說一通。
大臣們在爭論什么問題，趙桓自然很清楚，可爭吵的話語，他一句也沒有聽進去。
自從從金營歸來后，他就一直在后悔一件事，要是知道有今日的局面，當(dāng)初寧可死也絕不會接受父親的禪位，來當(dāng)這個什么官家，以至于受到金人的百般羞辱。
回想起即位這一年來的遭遇，他便如同做了個噩夢一般。
…………
當(dāng)初，徽宗皇帝趙佶與金國締結(jié)海上之盟，共同滅了遼國。原以為，從此邊境寧靖，還能收回后晉石敬瑭送給契丹人的燕云十六州。
誰料想，金人比起契丹人，更加的貪婪，更加的兇殘成性。
這真是消滅了豺狼，卻引來了虎豹。
金人早就對北宋的繁華垂涎已久，加上在滅遼的過程中，又深入了解了宋軍的戰(zhàn)力，更加堅定他們了入寇中原的信心和決心。
宣和七年八月，完顏宗望、完顏宗翰以張覺之事為由，上奏金太宗完顏晟，請求攻宋。
完顏晟經(jīng)朝議會商后，同意了他們的攻宋計劃。
金人以完顏宗望、完顏宗翰為左右副元帥，在北宋叛將郭藥師的引導(dǎo)下，分東西兩路直撲大宋邊境。
宋軍戰(zhàn)力實在是渣，兩路金軍僅僅在太原受到些阻礙，便勢如破竹，一路南下，直接打到了黃河邊。
趙佶寫字畫畫玩女人是一把好手，此時面對金軍的鐵騎，卻束手無策，又急又怕。
宣和七年十二月，形勢越發(fā)危急。
趙佶急忙寫了一紙禪讓詔書“傳位于皇太子”，將鍋一把甩到兒子趙桓的頭上，便帶著心腹蔡京、童貫等人逃往亳州。
君旨父命，趙桓明知道這是一個鍋，而且鍋大如天，也不得不接。
宣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，趙桓即皇帝位，越明年，改元靖康。
既然接手了，攤子再爛，也還得收拾。
此時的趙桓還有一腔熱血，一方面對父親甩鍋給自己感到不滿，內(nèi)心深處，卻又期待自己有一番作為，能挽狂瀾于即倒，重振太祖太宗的大宋江山。
實際上，趙桓即位后，也干了幾件得民心的事。
首當(dāng)其沖的，便是除掉六賊。
何謂六賊，便是徽宗朝的六大寵臣，蔡京、童貫、朱勔、梁師成、王黼、李彥。
要說北宋滅亡是亡于徽宗，六賊的功勞至少占到七成以上。
是以北宋的百姓對其六人是恨之入骨，恨不得食其肉、寢其皮。
靖康元年正月初三，李彥被貶賜死。
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，王黼被貶遭殺。
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九日，梁師成被貶縊殺。
靖康元年七月，蔡京被貶病死。
靖康元年七月，童貫被貶斬殺。
靖康元年七月，朱勔被貶斬殺。
第二項舉措，是任用抗金派主力李綱，決心抗金。
李綱乃是徽宗政和二年（1112年）的進士，歷任監(jiān)察御史、權(quán)殿中侍御史等職，后得罪蔡京等人，被貶為起居郎。
靖康元年時，李綱任太常少卿。
此時的金軍已經(jīng)渡過黃河，東西兩路大軍，開始合圍汴京。
如何讓金軍退兵，乃是趙桓當(dāng)前面臨的最大問題。
他想起李綱一向主張抗金，便將他召至御前，詢問抗金之策。
李綱一番應(yīng)答深得趙桓之心，便升他為尚書右丞（副宰相），并任東京親征行營使，負責(zé)汴京城的防務(wù)。
這兩項舉措，使得汴京城內(nèi)外軍民稍稍心安，大宋似乎也在往正確的軌道上行駛。
要是能夠堅持這樣在正確的路上走下去，歷史書上最恥辱的一頁，或許會有機會被趙桓改寫。
但是這唯一的機會，他并沒有抓住。
趙桓的悲劇實際上源于，他多疑的性格和搖擺不定的立場。
一方面，任用李綱，向全體軍民表示了抗戰(zhàn)的決心；另一方面，在白時中的慫恿下，準備隨時離開汴京，向南方逃跑；私底下，在金軍圍城以后，又接受李邦彥的意見，派知樞密院事李棁接觸金人，以期能夠割地賠款求和。
就這樣，趙桓一直在是戰(zhàn)是和是逃之間搖擺不定，從來沒有下過任何決心。
正是在趙桓這樣的態(tài)度下，讓后世的歷史書，記載了以下北宋覆滅的全過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