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十一章 勇氣
太子灣深秋下午的浮光掠影里，隨著尼康FM2咔嚓咔嚓的快門聲，柯達膠卷為艾瑪留下了青春靚麗的時光。三天后我正式去湖畔辦理辭職手續(xù)，晚上邀了光、孟寒、冬子、囡寶、艾瑪、殷紅、張瑩七個到我家吃了一頓飯，也算是與共事多年的朋友們一個告別。
我奇怪的是艾瑪也來了：破天荒第一次她男朋友沒攔著她。臨走時她把我叫到一邊，給了我兩張那天拍的她最滿意的照片。我的相冊里第一次有了女孩的照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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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我們班同學里第一個辭職的人，這是需要一定勇氣的，尤其是離開一個待遇福利優(yōu)渥的單位。在此我想重新梳理一下關(guān)于辭職這件事。
在我向木匠遞上辭職信之前的幾十年里，一個有保障的工作一直是人們生活的首選。八十年代以來，打破了有些行業(yè)的“鐵飯碗”，但好的單位一直是人們畢生的追求。盡管到了九十年代，辭職已不算新鮮，多數(shù)人只是把它當做走向更好工作的階梯，像我這樣出來兩手空空自己闖還是要擔很大的風險。這就像在風中的樹苗沒了根基，在被風吹走之前，必須要盡快找個地方再次扎根。
除了再就業(yè)的壓力，相當部分的壓力來自家庭內(nèi)部。作為父母那一代人對“辭職”這一新生事物非常敏感，這相當于自己摔破飯碗去挑戰(zhàn)他們的底線，是無法想象和容忍的。我完全理解老爸得知我想法后的復雜心情。
還有一點，我至今想來仍然后怕：如今下海干個體的人是不少，但通常是有人脈、有項目、有資金。我一窮二白，啟動資金也是向老爸借的，完全是一招險棋。要不是運氣還不錯，估計早在后悔了吧！
這是一個愿賭服輸?shù)氖澜?，既然我已走出了這一步，現(xiàn)在要做的，就是把根扎緊扎深，以便在回首的時候，不付自己的勇氣。
告別湖畔的最后一天，我特意去了趟綠楊路的小花圃——我割舍不下這幾年里與三爹、二叔的情分。
在小花圃干活的日子，只要趕上飯點，我必在花圃和三爹二叔一塊兒吃。這主要是為了乘機改善下他們的伙食，平時他倆太節(jié)約了。通常我會騎車去附近的鹵味店買些葷菜，再拎上兩瓶啤酒，在花房里和他們有滋有味地喝上一頓。
每次看我買了啤酒，二叔就直嚷嚷：“浪費了，浪費了！”開始我不明白，后來才知對于一個酒鬼來說，價高味淡的啤酒性價比極低，根本就是在喝白水——這是他親口說的。
席間他們總會講酒村煙村的趣事，常常笑得我喘不過氣來。雖然他們年齡比我大得多，但農(nóng)民的身份令我感到輕松，沒有壓力（面對徐雙也是如此）。不過，今天我準備請他倆開洋葷——去外面吃館子。
我傍晚到的，在院門外就聽到二叔扯著尖厲的假音在唱“紹興大板”。這是浙江紹興一帶的地方戲曲，因臨近的越?。ㄡ涌h，現(xiàn)嵊州）名氣太大，“紹興大板”幾乎絕種。
站在花房空地上的二叔看到我進來，整個人定格在一個戲曲動作上，唱聲也卡了殼。他的臉紅撲撲的，顯然剛喝了酒。
“吃過晚飯了？”我有些意外：“還想請你們出去吃一頓呢！”
“你不知道我們四點就開飯？”除了睡覺，手上永遠夾著煙的三爹從花房里出來。
我啞口無言，心想只能改天了。在花房簡陋偏屋的折疊桌旁，我拿出包里的兩條“西湖”牌香煙和兩瓶“四特酒”，擺在桌子上：“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?！?p> 說出口又后悔了，不知倆老農(nóng)是否聽懂，故加了一句：“我從單位辭職了?！?p> “啥？這么好的工作不做啦？！”三爹瞪起了眼睛。
他來過賓館一次，去人事部報道簽字。結(jié)果還是我代簽的——他不識字。但在他眼里，酒店的大堂華麗如皇帝的金鑾殿，穿旗袍的迎賓小姐似仙女下凡……在設(shè)施豪華、冬暖夏涼、美女環(huán)簇的環(huán)境下擺花弄草還拿不菲的薪水，簡直就是神仙般的工作。
“人家肯定有更好的差使在等著吶！”二叔把剛泡的像樹葉般的茶端給我，朝三爹擠擠眼。到底年輕幾歲，還明些事理：“別這么破費，不好意思的！”
“我準備自己給自己打工?！蔽疫攘丝诓瑁M是苦味：“我租了個店面賣磁帶唱片。”
“現(xiàn)在的年輕人……”我的話可能超出三爹認知的邊界，他習慣地翻了翻白眼：“不過，還是要祝你開張大吉，生意興隆！”
“謝謝你這些年對我們的照顧，有空常來喔！”二叔笑瞇瞇拿起“四特酒”撫摩著，眼里露出獵人看到獵物時的光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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唱片店的日子并非我想象中那么充滿激情，我多數(shù)時間整天發(fā)呆似地坐在柜臺里聽歌。新開的店，雖在車站旁，但看熱鬧的多，出手的人少。非常無聊。
云嫣也沒有音訊，我曾給她姑媽家去過一封信，如泥牛入海，想必如她所說已去了珠海。
一天午后，店里同時進來了幾個人，以為大生意上門，讓快要瞌睡的我精神一振。一個和我年齡相仿戴眼鏡的胖子拿著Chicago（芝加哥樂隊）的一張唱片為友人講解，英文很標準。他讓我明白Chicago和“芝加哥”音譯原來有多么的不同。
接著胖子跟我聊了會，說自己喜歡歐美流行、搖滾、爵士、古典等等，沒幾句就展現(xiàn)出他對音樂的專業(yè)性；并說杭州像我這樣以歐美為主的唱片店太少了，但我的店規(guī)模太小，影響力不夠。
我問他怎么知道我這店的？他說原來就是做這行的，我一時摸不著頭腦。但他對音像行業(yè)確實很了解，指著我柜臺里顯著位置的歐美卡口帶，說這很可能會被查封，它不是正規(guī)渠道進來的。讓我倒抽一口冷氣。
他還順帶幫我分析了一把，說在校學生是喜歡歐美音樂的主力，可購買力有限，唱片他們肯定不會考慮，卡帶你這里平均都要十元以上，對他們還是有點高。我只能說這需要一個過程。他說沒錯。
最后三人一樣沒買，怎么來怎么走了。臨走時胖子告訴我他姓谷子的谷，我很懷疑他們是來摸底的——不是別的競爭店、就是準備開類似的店。
又一天，杭電的小天意外地領(lǐng)著鄭鈞來到店里。鄭鈞對卡口帶十分感興趣，一口氣挑了七八盤，我本想送他，以示我對中國本土搖滾樂的支持。但他堅持要給錢，最終以進價結(jié)算才罷。他還留了寢室電話，說有新貨到及時通知他。
我一直記掛著他們“火藥”樂隊的情況，鄭鈞的回答卻有點含糊起來。后來我才從小天口中得知他準備去美國，樂隊恐怕要隨著成員的各奔東西而解散。這正是校園樂隊致命的地方。
這也是我最后一次見鄭鈞，沒多久他就離開學校去BJ處理簽證的事。結(jié)果機緣巧合遇到了黑豹樂隊的經(jīng)理人郭傳林，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：他開啟了音樂人生的輝煌階段。